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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大變局——理性分析中美國現狀

          2019-08-02 13:10 來源:我愛研發網 編輯:Janet

          剛剛過去的2018年風急浪高,中美博弈屢起波瀾,直到此刻,仍是驚濤拍岸,觀者驚心。

          2018年末,隨著G20峰會上中美貿易戰的暫時“息兵”,觀者都以為接下來的三個月會在談判桌上的折沖樽俎間迎來相對的平靜,可曲未終人不散,先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演講中指中國為“壞人”(Bad Actor),接著便是加拿大應美國當局要求逮捕了孟晚舟,激起輿情軒然,而隨即中國則連拘數名加拿大公民,更是將這出多幕劇不斷推向高潮。

          自從特朗普上臺之后,中美關系如靜水起狂瀾,曾經平和、緊密甚至些許的彼此默契被打破了,美國挑起的貿易爭端將兩國瞬間置于短兵相接的境地,論者嘩然:對川普本人的口誅筆伐,對孟女士事件的法律解讀,還有退而自省的政策反思,讓這一時期的中美關系格外耀目。

          但以筆者所見,無論是就特朗普及其幕僚的個人政治傾向大加撻伐,還是從法律技術層面解析孟之遭際,乃至躬身痛悔華為“觸法”的自省自虐之舉,都在很大程度上將這一話題看“小”看“偏”了。

          美國于此時頻頻發難,顯非偶然,而是兩國宏觀態勢長期演進的結果,所謂“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有“勢”所必然之理。

          中美大變局——理性分析中美國現狀

          一、看似美麗卻并不美好的“中美國”

          要理解中美的當下之“變”,自然要先回望一眼此前之“常”。

          自從“中美國”(Chimerica)一詞被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創出后,這一風靡全球的概念成為許多人觀察兩國關系的基點,而不少國人更將其理解為:中美攜手,共同參與全球治理——可惜,這實在是一廂情愿的美麗勾畫。

          過去的數年間,盡管兩國時有齟齬,但總體依舊保持了平穩協作的態勢,而緊密的經貿聯系更被視為雙邊關系的“壓艙石”。攜手共舞似乎成了未來可期的常態。

          不過如果穿透似是而非的“G2”光暈,我們會發現這種和諧是建立在并不平等的互補之上的。

          二戰后的美國由曾經的產業資本主義向金融資本主義躍進,全球成為其金融資本收割的牧場,而美元的主導地位則保證了其攫取他國利益的便利與快捷:只要開動印鈔機,便可以用紙來換取別人的真實財富。如此低成本、高效率的交易,使得美國在這一游戲規則下獲得了最大的利益。簡言之,便是論者常常說到的美元薅全球羊毛的“鑄幣稅”。

          而在這一體系下,中國此前無疑貢獻了最多的“羊毛”——成本低廉,體量巨大,制造業發達,貿易門類齊全,更重要的是,中國在諸多高端產品、服務領域的差距,使得據有相對或絕對優勢的美國天然成為首要供應方,從而獲取了最為豐厚的壟斷利潤。

          中美雙邊貿易中的雙順逆差關系最能反映出這一關系的實質。

          中國在經常賬戶上的對美順差,就是將大量制造業商品輸入美國,在賺取美元的同時,更保障了美國的低通脹,而中國靠扛大包賣苦力掙來的美元,又以極低的價格輸入美國(大量購買美國國債),使美國再以資本的形式投資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地區,賺取利差。而由此表現在資本賬戶上,中國對美也是順差。

          這樣的雙重順差的實質,便是美國可以在實體和資本經濟層面薅兩次羊毛,并可通過周而復始的循環,實現其內部社會經濟的繁榮與全球治理秩序的穩定——這是個相當精巧的頂層制度設計。

          顯然,要實現這樣的循環,能為美國提供海量廉價商品和巨額資本盈余是這一體系得以運轉的重要前提與基礎,而此前的數年中,中國無疑是這一角色最重要的承擔者。在這一架構中,美國攫取了超額雙重利潤以供養自身昂貴的民主福利制度,而中國則以沉重的代價來賺取美元、厚積資本、升級產業、作養人才、促進科技,以逐漸完成自身的“原始積累”。可以說,中美在這樣的體系下有著各自的角色,分工而互補,也算各取所需,合作平順。

          中國相當于一個吃苦耐勞、踏實能干的打工仔,為美國這個老板創造了巨大的價值,而老板則從豐厚的收益中拿出一些作為薪水。打工仔生活有所改善的同時,省吃儉用,漸漸有了點積蓄,勞資雙方一段時間內相安無事——這就是過去二十年間中美關系之所以較為和諧的本質。

          但顯而易見,這種看似平和的框架下掩蓋著極端的不平等,以及由不平等所集聚的沖突與對立。“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中國不可能一直安于“為他人作嫁衣裳”的角色,而美國作為“既得利益者”,則極力維護自身少勞多得的地位,演變下去,便是一場國際層面上的“階級斗爭”與“階級革命”。而美麗卻并不美好的“中美國”外衣則被無情地剝落,原形畢露。

          除了作為生產者和儲蓄者的角色,包括中國在內的多數國家和地區在這一體系安排下,還有個重要功用,即美國危機轉嫁的承載者與消化者。由于美元的強勢地位,美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就貨幣政策的運用缺乏強制約束,因此,美聯儲的每一次加息與減息,收緊與寬松,都會觸動他國的神經,并據此跟進反應。實際上,美國對貨幣工具的每一次私心自用,都會在全球制造巨大的泡沫、危機與震蕩,而被綁架到這一體系上的各國,客觀上都分擔了美國金融危機的成本,從而極大緩解稀釋了美國自身的麻煩。

          就供應廉價產品、提供資本利得、吸納危機成本這幾方面而言,美中關系更類同于殖民時代宗主國與依附國/殖民地的關系,因此學界有人將其稱之為中國對美國的“和平依附”。

          不過在筆者看來,這種所謂的“和平依附”與殖民時代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國擁有完全的政治主權,從而掌握了經濟發展路徑的自由裁量權,而這種實質上并不平等的依附關系,卻是中國自主作出的選擇——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只有主動將自身嵌入這一美國主導的政治經濟體系,才能盤活自己的存量資源,從而實現經濟的起飛,而在此過程中必然要付出相當的代價,這也是無可奈何的。

          相較于“和平依附”,我覺得這一過程更確切的描述應當是:中國“贖買”國家發展權。

          再聽聽“中美國”一詞的始作俑者弗格森自己的詮釋:

          我是用這個詞來描述中國加美國這樣一種中美關系。一個國家負責出口,另一個國家負責進口,一個國家負責花錢,另一個國家負責儲蓄。美國通過這種模式,實現了美國經濟的騰飛。但是多年如此消費后,美國現今實在無力支撐這種消費模式了。中國和美國就像一個婚姻,但這種婚姻是幻覺,是不能持續的,如果長期只讓你存錢他花錢,這種婚姻是持續不下去的。

          顯然,“中美國”的內涵并非是讓中國分享全球治理的權力與尊榮,而是希望中國承擔更多的成本,以維護現行體系的運轉。

          但就連美國人都清楚,這段不平等的聯姻終有難以為繼的一天。

          二、中美變局的內涵: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如上文所述,中國是自主加入這一不平等的以西方(以美國為首)為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盡管“學費”昂貴,卻是當時“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最優選項。但“贖買”只是手段,“發展”才是目的,一旦達到兩者“倒掛”的臨界點,中國必然會加以調整,此前的格局便會為之一變。

          顯然,當下的中美關系已處于待變的歷史關口。

          近幾年,官方文件與領導講話中,“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頻頻出現,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許多人一略而過,沒當回事。其實別以為這是官場的套話具文,實際上確是對當今時代遷移的客觀描述。

          網上曾有人戲言,如果將百年前和今天作一比較,會發現其實歷史在原地踏步。1900年,打進北京的八國聯軍幾乎囊括了當時世界上所謂的“列強”:英、俄、日、法、德、美、意、奧;而如今,“G7”/“G8”集團則由西方幾大工業國組成,除了“偽列強”奧匈帝國早已灰飛煙滅,為“后起之秀”加拿大所取代外(實則加拿大當年就內嵌于“大英帝國”之中),兩份名單竟驚人地一致——世界的權力與財富格局確實有著強大的慣性與頑固的承襲。

          但變局又是顯而易見的:百年前,所謂的國際事務即是列強間的爭斗往來,他人無權置喙,而今天,西方再重要,也不可能肆無忌憚地決定全球態勢了,否則也不會出現“G20”這樣的協調機制了。

          中美大變局——理性分析中美國現狀

          而在這一產業、財富、力量的重新布局中,最大的變量就是以中、印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它們攜自身人口、土地、文化尤其是立國規模宏大之力,吸納西方數百年科學技術積淀之功,一躍而起,將全球產業鏈條、要素市場、價值分工作了極大的重構,使得世界治理秩序、運轉邏輯、權力架構有了迥異于百年前的樣貌。

          今天的中國是有力量的,這點切不可妄自菲薄。

          走過百年,世界格局之“變”方興未艾,前景仍顯晦暗不明,而“變”中最牽動未來走勢的,顯然是中美形態的演進,而最核心的,則是中國重構兩國關系的意愿與能力。

          如上文所述,中國多年打工,漸有積蓄,集聚資本的同時,對于美國全球薅羊毛的頂層設計與運作技巧也了然于胸:大致而言,美元作為事實上的“世界貨幣”來攫取全球資本收益,美元背后則是政治軍事強權賦予的終極信用,而科技上的領先,產業上的“代差”,則將資本攫取收益的“剪刀差”擴張到最大邊際,也保障了軍事上的優勢。可以說,金融、軍事、科技三位一體,共同支撐著美國的“老板”地位。

          如同一個打工仔在為老板賣苦力多年后,有了本錢,又明白了做生意的門道,還出于對此前自己活多錢少的不平,自然會萌生自立門戶的念頭:無非就那兩下子,你行,我也行啊!——如今的中國就想擺脫一直給人打工的命運,自己當個小老板,收益自己拿,盡快實現豐衣足食。

          中國的思路也很簡單明晰:既然美國人是靠金融、軍事、科技這三根支柱(還有與此相配合的文化、制度、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來構筑自身的超然地位的,中國便在這幾方面著力,依樣畫葫蘆也就是了。

          近年來,中國在內外方面大政頻出,令人頗有目不暇給之感,但如果清楚了上述邏輯,便會發現實際上都是按既定“劇本”來上戲碼,太陽底下本無新鮮事嘛。

          金融方面:成立亞投行,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雙邊本幣結算,在英國倫敦設立人民幣離岸清算中心,在上海、香港交易所陸續推出人民幣黃金、人民幣原油、人民幣鐵礦石等,這些顯然是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以獲取核心資源的定價話語權,實質即是將人民幣“資本化”,為未來獲取國外資本收益布局。

          軍事方面:航母接連下水(近期有未經核實的報道說第三艘航母已在建造),大造軍艦,強力推進南海島礁建設,又推出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的軍改,等等,這些整軍備武之舉,既有戰略震懾的宏觀考慮,也有保障未來投資安全、交通要道的現實需要,更有為人民幣國際信用“賦權”的終極目標,這點我們后面還要談到。

          科技產業方面:科研經費投入逐年攀升,2015年1.4萬億,2016年1.57萬億, 2017年1.76萬億,R&D經費投入強度(R&D經費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值)三年分別為2.07%、2.11%、2.13%,投入之巨,已僅次于美國;根據中國科學院和科睿唯安共同發布的《2017研究前沿》分析報告,在10個大學科領域里,美國表現突出,中國穩居第2,而在143個研究前沿中,中國取得了24個前沿的領跑位置,美國則領跑87個前沿的發展,差距雖然很大,但中國追趕速度卻非常之快;而在貿易戰中被熱炒的“中國制造2025”,則聚焦智能制造、工業強基、高端裝備創新等五大工程,以及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等十大領域,直指世界制造強國的目標——盡管有人不以為然,嗤之為“口號”,但已足以令西方不安。

          文化價值方面:正如十九大報告中所宣示的:“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國積極將“文化自信”推向世界,不僅“自信”,還要“他信”;美國戰略學巨擘布熱津斯基在2012年刊行的《戰略遠見》中也承認:“中國對第三世界的吸引力與日俱增”。中國的發展速度與成就附著著相應的價值觀,向境外擴展,不可避免地在空間上對西方意識形態形成一定的擠壓。

          可以說,中國體量的快速增長,使得美國在各個方面都感受到了事實上的壓力,這里面既有中國實現“偉大復興”的強烈主觀意愿在鼓舞,也有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在驅動。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這既是中國政治價值觀層面的官方宣言,也內蘊著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要求。

          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富裕階層不斷擴容,生活水平極大提高,但不可否認的是,貧富、城鄉、東西部三大分化加劇,社會矛盾累積,且不時有尖銳化表象。而要緩解乃至消弭社會矛盾,在注重公平正義、做好存量財富分配的同時,獲取增量財富、把蛋糕做大就是更為迫切的需求。由此,將政治、經濟乃至軍事的觸角伸向全球,在更大空間內獲取資源,取得收益,保障安全,成為了中國繼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而中國的繼續發展(我不喜歡用“崛起”這個詞,雖然充滿張力,蓬勃飽滿,但也帶著霸氣與壓迫感),將會極大沖擊現狀:產業鏈條分工的修正與再構,資源產品的流向改造,全球收益的重新分配,力量分布的轉移,等等。總之一句話,會帶來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劇變——如果不是顛覆的話。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作為“既得利益者”,美國與西方當然會就此作出評估并尋找因應之道的。

          中美大變局——理性分析中美國現狀

          三、美國的思路與反應

          中國的繼續發展,令既成的權力財富布局與利益分配格局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而美國作為這一秩序的主導者與汲取者,焦慮與緊張也日益增加,使得中美關系也達到了一種“臨界點”。

          現在論及中美爭端,無論是所謂的專家,還是網上的吃瓜群眾,動輒就端出意識形態、價值文明、法律體系、民主威權這套“高大上”的話語來加以詮釋論證,走得遠的,甚至對中國現狀口誅筆伐、墮入國內如何如何不堪的情緒宣泄中。

          中國現階段,固然問題多多,一味沉溺于“厲害了我的國”之類的虛火上升當然貽笑大方,但看不到進步,以為處于暗無天日之中,企盼美帝“王師”救自己于水火,那更是一廂情愿的單相思。

          看現今的中美關系,其實沒那么復雜,美國人自己說得已經很清楚了。

          2018年10月4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哈德遜研究所上發表演講,對中國進行了全方位的批評,引起軒然大波:

          雖然我們希望改善與北京的關系,但我們將繼續堅定地捍衛我們的安全和我們的經濟。

          本屆行政當局將繼續采取果斷行動,保護美國的利益、美國的就業和美國的安全。

          2018年11月7日,保爾森基金會主席、美國第74任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在新加坡彭博創新經濟論壇上講話里談到:

          盡管很多人都把對華關系轉向歸于特朗普政府,我不認同這個看法。

          當前的趨勢很可能會在美國政策制定界長期持續下去。

          一個正在形成的共識是,中國不但對美國是個戰略挑戰,同時中國的崛起已經損害美國利益。

          美國人越來越相信中國是一個同一級別的競爭者,在推行有敵意的政策,并對美國構成戰略挑戰。

          2018年12月10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接受美國保守派電臺訪談節目《休·休伊特秀》采訪時表示:

          “在未來的5年、10年、25年里,僅僅從中國人口數量、財富和內部制度來看,中國是美國在中長期的最大威脅。”

          從以上隨手舉出的幾例,可以很明顯看到美國人對待當下兩國關系的著眼點與驅動力:價值體系、意識形態固然重要,但自身的安全、經濟無疑是更為優先的考慮,而“利益”則置于一切的核心位置。

          顯而易見,在美國人看來,現階段的最大國家利益,便是如何應對中國的“戰略挑戰”/“威脅”。

          那么問題來了,為何美國偏偏和中國過不去?難道真的僅僅是因為中國的政治體制、官方價值有悖于民主自由的意識形態,美國出于一腔義憤,路見不平一聲吼嘛?

          其實稍作思考,便知并非如此簡單。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以往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漸趨淡化,實際上“歐風美雨”倒是又來了一輪,將中國從紅色洗染成了資本主義體系內呼風喚雨的角色。而在中國價值觀“西化”程度加深、共識日益增多的進程中,美國對中國的不滿卻陡然上升,這顯然不是單純的意識形態在作祟,而是現實利益在驅動了。

          對此,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曾一語道破天機。

          2010年5月,奧巴馬在白宮接受澳大利亞電視采訪時,針對中國想要在“用足機遇”之后轉變發展方式、讓中國人民也過上富裕生活的歷史選擇,發出了嚴厲警告:

          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中國要參與重新劃分存量蛋糕,而且胃口還特別好,這才是對美國利益最根本的觸動。

          那為什么美國會感到中國要動自己的奶酪呢?

          讓我們看一下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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